我出生在北京，十岁那年全家迁来上海，我进入愚园路彼得小学读四年级。由于一口京片子，语文老师上课时经常叫我起来领读，我也尽可能把课文读得好上加好，这就使我这个小“外来妹”在陌生环境里有了得天独厚的地位。小学毕业后，我进工部局女中读初中。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注重英语，课本为《英文津逮》和《泰西五十轶事》，我对英语很感兴趣，用心学习，加之我父亲年轻时曾在外轮上做过工作，讲得一口流利英语，在家中经常用英语和我们孩子交谈，这无形中为我后来考进民营电台并用英语播报外国音乐名字创造了条件。那时南京路新新公司六楼餐厅有个新新电台（成立于1927年，是上海第一家民营电台），因为四面皆是玻璃，俗称玻璃电台，经常播送周璇、姚莉等人唱的流行歌曲，播音员施燕声（后来成为我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同事）嗓音优美，我很爱听，只要到餐厅就餐或吃客点心，就可以近距离观赏，但我因为年纪小，身上没有钱，始终无缘进去。这反倒使我萌生了有朝一日也坐在播音间里播音的念头。为此，我课余经常拿张报纸，独自一人对着镜子大声朗读当天的新闻，或者学播音员的样儿胡诌几句，倒也有声有色，像模像样。

        1946年，我17岁，父亲因病去世，家庭经济来源断绝，正在读高二的我不得不辍学在家。正在一筹莫展的当口，忽然从电波里听到，金都电台要招收一名会说普通话（当时叫国语）并略谙英语的播音员，我也不管自己是否符合条件，第二天就由我姐姐陪同去应聘。由于我普通话纯正，嗓子条件好，英语发音也相当正确，当场就被录取了。尽管工资微薄，每月只有六元钱，但无论如何是有了工作，在社会上有了立足之地。

        金都电台位于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和同孚路（今石门一路）交叉处，在当时上海众多民营电台中，设备算是比较好的。电台老板陈某在当时上海属于相当“吃得开”的一个，交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我在三楼播音间播音，经常听到楼下喝酒划拳，唱歌唱戏，闹得不可开交，这种怪现象，今天从事广播工作的人们是很难想象的。

       初进电台时，我的工作只是介绍节目，播报广告，后来有一家“友罗”洗发香波，客户拿来许多外国流行歌曲唱片，其中两张美国电影歌曲《You Are Always in My Heart》和《You Are My Sunshine》是当时最热门的。我灵机一动，何不利用这些宝贵的唱片专门办一档西乐节目呢？老板接受了我的建议，西乐节目很快就办起来了。由于当时爱听西乐的人很多，我们又实行了电话点唱，结果这档节目大受欢迎，每晚点唱的电话铃声不绝于耳。但是过了不到半年，老板却不知怎的把西乐节目时间卖给了另外一档节目，而且直到最后一分钟才通知我次日要更换节目。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得知情况非常气愤，当晚就在话筒里宣布了这个消息，并大声疾呼老板只认钱不认人，把听众的利益出卖了。在家中监听的老板大为震怒，立刻派来一名腰里别着枪的手下，把我开除了。我从财务处领了当月的工资，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电台。

        初次工作就被辞退，按说是件不开心的事，但我一点也没有不开心，因为有了这段短暂的工作经历，我已经对自身的价值有了充分认识。果然，在家呆了不到一个月，亚美麟记电台就找上门来了。亚美和麟记原本是两家各不相干的老民营电台，亚美电台成立于1929年，论资排辈仅次于新新玻璃电台，抗战胜利后，因频率限制，和麟记电台合用一个频率，从而成为亚美麟记一家电台。主要负责人苏祖国是位有抱负的学者型人物，早年主编过《中国无线电》等专业性刊物。当时上海民营电台绝大多数都用沪语播音，而他坚持用普通话，正在物色一位普通话播音员。他把我叫去谈了一次话，第二天我就正式上班了。我和另一位女播音员搭班，每人轮流做一星期早班，一星期夜班。旧上海民营电台的播音员几乎都是一个人一班到底的，以早班为例，早晨六点钟进播音间，要在里面一直工作到下午三时，连吃饭也在里面，上厕所得瞅准机会才能离开。我一个人操纵机器上各种键钮，不能有半点差错，播音时间段较长的剧目，如评弹、曲艺尚可，我只需要随时报个台号，插播几条广告（记得当时最大的一个广告客户是家庭工业社的无敌牌牙膏、牙粉和蝴蝶牌雪花膏），还可以抽空子出来透口气，最紧张的是西乐节目，特别是电话点唱，电话不断打进来，电话机在播音间门外，我要抓紧每张唱片大约放三分钟的间隙，及时冲出门去接听电话，记下点唱者的名字和点唱的曲名，例如X先生点给X小姐听某某乐曲，然后回进播音间，以飞快的速度从身旁的唱片架上抽出需要的那张唱片进行播放，而哪一张唱片放在哪一格，都要牢记在心，一索即得。

        除播音员工作一班到底外，旧上海民营电台的节目也几乎清一色是娱乐性的，此事广受社会各界诟病。为了扭转局面，亚美麟记电台增设了不少文化教育节目，但电台是要靠广告盈利的，而广告商惟娱乐是从，因此电台的节目自然仍以娱乐为主。当时评弹红极一时，亚美麟记电台正好开设在成都路沧州书场楼上，因此许多评弹演员每天下午总是先来楼上电台播出，然后再去楼下书场演出，电台有时也直接转播书场实况，评弹成了亚美麟记的王牌节目。除评弹外，亚美麟记电台其他娱乐性节目有滑稽、越剧、京剧、锡剧等，而最红火的一档节目我认为就是我主持的西乐（那时播音员一律不报姓名，因此听众直到最后也不知道主持人姓甚名谁）。当时的西乐听众是一个特殊群体，以青年学生为主，尤其是圣约翰、圣玛丽、圣芳济等名牌学校以及其他大学、中学的学生，他们对外国电影歌曲的痴迷是惊人的，但那时只有极少数电台和个人有钢丝录音机，其他录音设备一概没有。你要听一支爱听的歌，除非购买价格昂贵且不易购得的唱片，只能写信或者打电话到电台点播，然后坐在家里耐心等待播放那一刻的到来。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民营电台实行军管，全体播音员组织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实践论》《为人民服务》等毛主席著作，同时我也深刻认识到自己在政治、学识等方面的不足，决定认真进行全方位的学习进修，以迎头赶上新形势。1952年，几十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民营电台合并成立联合电台，迁入北京东路2号办公，次年联合电台并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我被分配到播音组。当我第一次播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个台号时，心情万分激动，因为我已经不再为私人老板干活，而是一个真正的人民电台的播音员了。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建台初期，普通话播音员为数不多，逢到病假或休假，排班更显困难，因此我们的工作还是比较辛苦的。仍以早班为例，早晨六时开播，五时三刻必须到台做准备工作，然后在播音间一直做到下午二时。二时后开会学习，或从事其他活动，总要到下午四五时才能回家。吃罢晚餐，不一会儿就得上床睡觉，因为次日凌晨五时不到就要起身，没有充足的睡眠不行。有一次，由于闹钟失灵，我睡过了头，睁开眼睛已经五点了。我慌忙跳下床，用冷水擦了把脸，大冷天连袜子也不穿，就冲出家门，直奔车站。48路公交车驾驶员有点认识我，知道我工作的重要性，二话没说，就加足马力一路飞驰，沿途候车客人较少的站头也不停，就这样使我及时赶到了电台，避免了一次严重差错。接受这个教训，后来我在床头一共放了大大小小三台闹钟！

        建台初期，电台的管理也是比较松的。由于家中无人照看，我偶尔把幼小的女儿带到电台，就让她在播音间外面大厅里看书玩耍。有一次，也不知怎么搞的，她忽然和一位台领导的女儿高声喊叫着“妈妈啊、妈妈”，一边推着播音间亮着红灯的厚厚的门想要进来，吓得我赶紧跳起身把她们赶出去，为此我还挨了批评，以后就再也不敢随便带任何人进入播音重地了。时代不同了，今天就连我这位50年工龄的老播音去电台，也不能踏入播音区半步了。

        那时候人的思想比较单纯朴素，尽管我的工作加重了，工资待遇却比私营电台时少了一半，但我毫无怨言，反而以加倍的努力投身工作，积极争取进步。那时我有一种强烈的翻身感，对什么都感到新鲜。我的业务水平提高很快。后来，每年五一和国庆，我都有机会站在观礼台上，转播群众庆祝游行和集会的盛况。当各路游行队伍在眼前欢呼着走过时，我满怀激情地解说着，心里充满了对我们伟大祖国的热爱和自豪。